第5章钢化玻璃地面好不好 钢化玻璃有哪些种类

　

从这点上说，贝恩资金再充裕、再雄厚亦难抵众怒啊。

（三）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并扩大出口退税税种范围 中国出口产品的退税率经过近年的调整，已达平均15％的水平，但仍低于一般产品17％的法定税率，留有一定的出口税负。近两年在清理中取消了近千项不合法、不合理的基金、收费，并加紧研究税费改革实施方案，原准备以道路、车辆的收费改收税为突破口，逐步推开，后因多方面原因，燃油税、车辆购置税的出台还需等待时机，但于2000年实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安徽全省和其他省选择部分县）。

（二）为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而努力：连年赤字的发生与财政困境 中国两个转变启动时的历史欠账堆积如山，为了达到以改革促进发展和长期稳定、以稳定保证改革开放与发展基本环境的目的，把握住经济发展这个硬道理贯彻现代化基本路线，所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又层出不穷，千头万绪，政府体系所需要的财力规模极为巨大，远远超出常规。（七）入世还将推动其他税种的改革和税收征管的加强 入世还将在其他税种的改革、完善方面提出新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国际惯例和普遍经验有望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引为借鉴5．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2000年底，建成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44个，形成日污水处理能力330万吨。重点分析了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四）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应对全球化趋势的财政政策与制度安排 在开放的推动下，中国近二十余年间最早实行的税制改革，是从涉外税制方面起步的。

包括公路干线、中西部地区贫困县道路建设、铁路建设，新增100亿公斤粮库建设以及中西部地区旅游设施建设。新增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本世纪初开始，在和谐社会的改革目标指导下，改革的主体转移到了社会改革，意在确立社会政策。

这一特征使得国企能够在近年来急剧扩张，大量挤占民企的空间。如果不能正确理解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改革不但难以前行，而且会不断倒退。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存在矛盾实际上，在社会领域因为新自由主义入侵变得过度市场化的同时，在经济领域，中国面临着的是市场化不足的问题。国有企业的行为仍然不是市场主导的。

现在当社会政策成为主体性改革的时候，人们不仅忽然发现，社会领域已经被市场破坏得体无完肤了，更重要的是，进入社会领域，尤其是医疗、教育和房地产的既得利益已经变得无比强大，能够有效抵制政府的任何改革了。中共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党章，之后又写入宪法，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早已经解决。

在经济政策领域，不能无限夸大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正如在社会政策领域不能过分夸大经济政策的作用。今天国企国际竞争力仍然微弱，走出去困难重重。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改革 。一是央企化，就是地方政府都拼命想和央企发生关系。

这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道理很简单，尽管民企有了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宪法和法律仅停留在纸面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从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看，这并不难理解。很显然，和央企结盟，地方很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利益。

朱镕基总理设计的抓大战略就是要强化国企的国际竞争力。国有企业也仍保持着行政级别。

但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纷纷出现市场经济怀疑潮。就是说，在一些本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领域，经济政策畅通无阻，甚至推至极端。

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就不会有思想的大解放。市场经济脱离了往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属性，其工具性凸现出来。经济改革一方面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另一方面也为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收入分配差异过高，劳动者工资过低，环保恶化等等。今天的国企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下的国企，权力+市场是今天国企的主要特征。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社会领域的社会政策必须互相配合，平衡发展。人们既不能继续用经济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社会改革，也不能用社会改革的方式来指导经济改革。

尽管很多国有企业想放弃行政级别，但政府不想放弃，因为政府想用这一政治方法来控制企业。在经济改革成为主体改革的年代，主导改革的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

民企的出走构成了新移民潮的主力。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更体现在法律上，中国修改宪法，为不同的产权（包括私有产权）提供法律保障。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从经济开始。在很多方面，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出现了倒退。

在实际政策领域，民企处处遭歧视。当经济改革遇到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提出要通过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另一方面来促进和推动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他们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改革前毛泽东一代领导人要解决的问题，并且也的确被解决的问题。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正如社会政策不能经济政策化，经济政策也不能社会政策化。这促使一部分民企开始寻找和国企联盟以得到保护，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被迫离开中国。

经济改革当然也表现在制度层面，经过1990年代的改革，中国确立了一整套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资金应被引导到证券市场和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当然也应积极探索以适当的多种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加入政府主导的保障房供给领域。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住房供应机制 。住房提供方式可否有多种？我国商品房市场虽发展很快，但只能起一条腿的作用，继续只用这一条腿解决中国的住宅问题，是行不通的，必须两条腿走路。

政府的立足点应是首先考虑低收入阶层住有所居的利益。但经过15年左右的实践，现行模式也暴露出其缺陷，突出问题是商品房价格脱离理性，过快上涨，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的和谐发展与国际竞争中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让市场轨去配置一般商品住宅等产权房。关键是要着力建立地方土地批租收入可合理延续的机制和使地方政府职能、行为趋于合理化的地方税体系以及地方债制度，这种改革的结果也将有利于商品房的价格回归理性。

从保障房入手，对现行经济适用房制度进行改革，建立法律关系清晰、财政可持续、低中收入者无后顾之忧的廉租房与经济适用房制度。后者曾得到发展，但概念、边界模糊，管理漏洞百出，弊病防不胜防，出现公共资源误配置的扭曲现象，同时对财政基本上无回报，甚至要财政贴钱。

保障房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值得努力探索创新的长效住房供给方式。如何看待所谓的土地财政？既要反对现行土地批租制度下地方可能出现的竭泽而渔、不顾子孙后代的短期行为倾向，又要反对一味指责和妖魔化地方政府、把商品房房价高企的原因全部归于地方官员的简单化、表面化认识倾向。

实现居住公平必须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托好底，并且借助市场看不见的手推动中高端的合理配置，其间再加入必要的经济手段适当调控不平等的情况。在中国，居住公平的理念核心应是实现有限公平，即居者在一定面积内居住权平等(廉租房、适租房和商品房的地段不应全然隔离、形成天壤之别，同时商品房在一定面积内应实行物业税减免政策的平等)，而超出这个范围的，则可适用市场原则和国际上可借鉴的调节做法——自由买卖+台阶式物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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